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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永正:为什么这些老师让我如此难忘
发布日期:2016-04-22信息来源:大汉网络浏览次数:字号:[ ]

   【读新刊】于永正:为什么这些老师让我如此难忘

   将时光倒回到六十年前,在那个“慢教育”的年代,素质教育又将如何出现在教师的课堂中呢?

   今天,于永正老师将带我们走入他的校园记忆,看他的小学老师们如何用朴实、自发的教育行为,书写着素质教育的篇章。
文/于永正

   一拿起笔,我的小学老师就一一浮现在我的脑际,清晰,真切,一如六十多年前。

  “红圈圈”教我练就一笔好字、“红波浪线”让我写得一手好文


   最难忘的张敬斋老师是我初小的老师,即1—4年级的老师,教我们语文、音乐、美术和体育。

   难忘张老师的微笑。1947年,张老师刚到我们山东莱阳徐家夼初级小学时,不过十八九岁。瘦高挑儿,大眼睛,尖下颏,留着分头,一天到晚,乐呵呵的。他目光敏锐、亲切、热情,总是笑着和我们说话。四年中,我只见他发过一次脾气。

   升入四年级时,班长“执法过度”,上自习课推搡了一位同学,张老师批评时,班长涨红了脸,犟了一句,张老师斥责道:“你身为班长,怎么可以这样呢?”片刻,张老师叹了口气,拍拍班长的肩,转身走了。四年,我只见张老师发过这一次短暂的脾气;四年,微笑只离开过他的脸5分钟。

   难忘张老师教我们写字。张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柳体字,还能写美术字。升入三年级,我们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是写字课。先是写“仿”,张老师给每个人写一张字,每张12个,让我们把纸蒙在上面描。也不过描三四次吧,老师写的字就被洇模糊了。张老师就再给我们写一张。张老师不厌其烦地写,我们不厌其烦地描,一描描了一年。

   升入四年级,开始“临帖”——每天照着字帖写12个字。张老师喜欢柳体,我们临的都是柳公权的《玄秘塔碑帖》。一临又是一年。

   写得好的字,张老师则画个红圈,特别好的,画双圈。我们每天为“红圈”而奋斗。作为孩子,学习动力就是这么简单。我的写字兴趣是被张老师的“红圈”激发出来的。张老师的“红圈”吸引我步入书法艺术的殿堂。至今,我还能回味出儿时研墨散发出来的墨香,“非人磨墨墨磨人”。

   且不说写字的过程让我获得的其他养分,在我的生活里,在我的精神世界里,我至少多了一方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。无论是欣赏古今书法家的作品,还是自己挥毫泼墨,都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。这种感觉不可言喻。这也是我当了老师后,之所以重视写字、希望学生能写一手好字的原因。

   说到红圈圈,又想起了张老师在我作文簿上画的一条条红色波浪线。那醒目的波浪线,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。张老师很重视作文教学,每周一篇,我们用小楷笔竖写。张老师用朱笔批改,有眉批,有总批。老师用毛笔画的竖波浪线一顿一顿的,非常好看。有时几乎画满了全篇。

   如果说,我的写字兴趣是被张老师的红圈圈激发出来的,那么我的作文兴趣则是被张老师的红波浪线激发出来的。我当了老师后,深知波浪线的作用,也就从不吝啬红墨水了。


   一年放寒假前,张老师为考试成绩好的同学画奖状(给多少同学画,记不清了),我的奖状上画了一只蹲在树枝上展翅欲飞的小鸟,然后写了一句勉励的话。我回到家就临摹那只小鸟,居然画得很像。没想到,从此竟喜欢画画了。那时的美术课没有教材,张老师叫大家“随便画”。画自己感兴趣的内容,越画越爱画。

   那时没有家庭作业,我的课余时间几乎全用来画画和拉京胡了。而今,我们的学生有多少能根据自己的兴趣,有选择地学习?没有兴趣的学习叫“应付”,被动学习很难出天才。

   忘不了张老师的音乐课。音乐课上,张老师教我们唱《志愿军战歌》《歌唱祖国》《嗨啦啦啦啦》(一首关于抗美援朝的儿童歌曲)。能教的歌儿教完了,张老师便教我们拉京胡、唱京戏。后来发现我有小嗓(假嗓),又“因材施教”,单教我一段《汾河湾》中柳迎春唱的“儿的父去投军无音信”。

   张老师应该是新中国把器乐演奏引入音乐课的第一人——1950年在音乐课上就教我们拉京胡,不是第一人吗?

   张老师还教我们打锣鼓。“胶东秧歌锣鼓”热烈欢快,振奋人心,我们打得酣畅淋漓、如痴如醉。节假日,张老师带领我们敲锣打鼓去附近村庄宣传抗美援朝。我除了打锣鼓,还演活报剧。我演过李承晚(剧本是张老师编的)。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台词:“我叫李承晚,南朝鲜,我来坐江山。我的江山坐不稳,认了个干爹杜鲁门……”

   没有艺术的教育,是残缺的教育。艺术教育也不只是教唱歌,教画画儿。

   那时农村条件差,学校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操场。张老师亲自为我们挖了一个大沙坑。体育课上,张老师教我们跳高、跳远。至今,张老师那“剪式跳高”的身影还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   课间,沙坑成了男生的摔跤场。张老师常常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,有时还教我们一手。我的摔跤本领就是在沙坑里,在富水河畔的沙滩上练出来的。“文革”时,有个到小学“造反”的大块头儿中学生,挥着拳头向我冲来,被我撂倒在校门口。那男生像《水浒传》里的“洪教头”似的爬起来,头也不抬,悻悻地走了。

   就我所知,那时农村小学没有体育课,张老师是凭着他的直觉和爱好,自己“开发”的。我和同学津津乐道的还有张老师带领我们游泳、给梨树掐花、慰问军属、拾粪等活动。

   说到“拾粪”,现在还脸红。“庄稼一枝花,全靠粪当家”。升入四年级,张老师要求我们每天早晨背着粪箕拾粪(即牲畜的粪便),然后背到学校,在校门口一字摆开“展览”。晨读后,再把粪背回家(那时我们每天先到校晨读,晨读后回家吃早饭,饭后再回校上课)。一年中,我只拾到过一次牛粪,其余的都是挖河里的淤泥充数。张老师说:“淤泥也是好肥料!”

    什么是素质教育?素质教育就是教师素质的教育,即教师有什么样的素质,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。张老师是凭着他的品格、热情、认识、直觉和悟性来从事教育的。我断定张老师那时没有系统学习过教育学、心理学,更不知何谓“素质教育”,他是凭着他出众的才华、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爱好从事教育并影响着他的学生的。

   非常庆幸,在我刚跨进校门的时候,遇到了张敬斋老师。张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。



   手绘地图、漫话世界,把五洲四海“画”进我们心中


    升入五年级,有了地理课。教地理的是徐国芳老师。徐老师快50岁了,头发梳理得极为规整,分向左右的头发从来都是服服帖帖的,没有一根张牙舞爪脱离集体的。他嘴巴上翘,行动稳健,说话轻松。徐老师好脾气,从来都是笑嘻嘻的。

  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小学《中国地理》课本是分省编的,即一个省一课。徐老师上课时,边画地图边讲。譬如讲我们山东省,他边画边说:“我们山东省像一头蹲下的大骆驼,头伸进渤海和黄海里,它的头就叫胶东半岛。”这句话讲完,山东的轮廓也就出现在黑板上了。

  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:“哇!真像骆驼!”然后,徐老师又标出省会济南和其他大城市,自然少不了我们烟台,顺便又标出了我们莱阳(课本中的山东地图并没标上莱阳)。接着画铁路,画泰山山脉,再讲物产,最后讲邻省和濒临的海。

   讲到“烟台苹果莱阳梨,肥城蜜桃大如拳,乐陵小枣甜如蜜”时,我们都很自豪。紧接着,徐老师又加了一句:“烟台苹果莱阳梨,不如潍坊萝卜皮。”我们都大叫:“吹牛!萝卜皮有什么好吃的?”徐老师说:“潍坊也是咱们山东的,那里的萝卜确实好吃。”说完,又在地图上标出了潍坊所在的位置,我们又高兴起来。

   我看到山东半岛“伸”进大海里,十分担心地向徐老师提了个问题:“老师,咱们山东半岛要是‘断’了,我们不就掉进大海里了吗?”徐老师嘿嘿一笑,道:“半岛可不是漂浮在海面上的,你这不是杞人忧天吗?”



   徐老师的地理作业“千篇一律”——画地图。第一课讲全国行政区,就叫我们画全国地图,以后每教一个省,就画一个省。我有绘画的础,每个省都能画得很像书上的地图,经常得到徐老师的夸赞。

   我的同桌孙绍君画得潦草,他画的山东地图活像一个不规整的梨,徐老师却说:“不错,不错,有点儿意思就行。”徐老师的口头禅是“有毛就是鸡”。孙绍君写的大字,笔画粗,同时担任我们五六年级书法课的徐老师却说:“孙绍君的字有颜体的味道。”常常在他写的某一笔、某一画上画个小红圈儿。圈儿虽然小,却让绍君每次写字都全力以赴。

   当了老师,我明白了,不是徐老师要求不严格,这叫“尊重差异”“因材施教”。我当了老师,也学会了在学生写的字的某一笔、某一画上画红圈,也能在每个后进生身上找到闪光点。

   学完了中国地理,画完了中国地图和各省地图,祖国就镌刻在我心中,永不磨灭。到中学读《世界地理》时,我依然保留画地图的习惯,画完了五洲四海,世界就在我心里了。

   画地图让我养成了看地图的习惯。每当我站在中国地图前,徐国芳老师和善的面容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,耳畔就会响起他那“嘿嘿”的、近乎天真的笑声。



    考试高分有秘诀,历史要点“圈”出来


    我的小学男老师喜欢起女性的名字。和徐国芳老师一样,白晓云老师也是男性。白老师姓白,人和他的姓一样,也白。他穿着整洁,爱戴一顶蓝色“解放帽”,而且帽檐是“黑化学”的(即一种黑塑料,在当时非常时髦)。

   白老师教我们历史。每讲一课,他就让我们看课后的思考题。“第一个问题怎么回答呢?”白老师问。然后引领我们画出书上的有关句子。我们把这些看似零散的句子连起来一读,居然通顺、完整。个别连接不好的地方,白老师会给我们添加几个词语,说:“这就是第一题的答案。”依此类推,把课后问题的答案,都在书上圈画出来了。一篇长文,我们只需记住其中十来句即可。

   就这样一课课地画下去,让我学会了读书抓要点、重点。白老师从不布置书面作业,复习时,只是要求我们熟读每课圈画的句子。期中、期末考试,我们的历史成绩都很优秀。我们学历史感到非常轻松。

   读中学和师范的时候,我把这个方法迁移到所有学科。期末复习时,我先把各科课本通读一遍,边读边用红笔圈画出每课的重点、要点(好多地方平时就画了,但用的不是红笔)。复习第二遍、第三遍、第四遍的时候,我只读并记住我画的重点、要点,既省时又省力。每次考试,各科都得高分。95%以上的考试内容都在我的圈画之中。在初中和师范,我都是“三好”学生。

   1977年,我到徐州党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,每次考试,同班的大学本科生都考不过我。这得益于白老师教给我的读书方法。我能把厚书读薄,同样也能把薄书读厚。

   白老师让我懂得了什么叫“授之以渔”。


   不会画画的美术老师,一封信让我对绘画钟爱一生


   王其欣老师高高的,瘦瘦的,和白老师相反,他的皮肤黝黑。他是校长,兼上我们的自然课和美术课。

   我们从不称他为校长,都称他为“老师”。对此,他很高兴。他常说:“我不是称职的美术老师,我不会画画儿。”他常用“蜀中无大将,廖化做先锋”“滥竽充数”自我解嘲。

   但王老师善于激励。他的办法是让我们的画儿“上墙”——一进校门的过道两边的“学习园地”上,贴满了我们画的画和写的大字。每期都有我画的人物、动物,还有京剧脸谱儿。

   王老师经常站在“园地”前欣赏我们的字、画,连声赞叹:“好,好!”他那像欣赏心爱的宝贝似的眼神,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,永远让我感动。

   小学毕业,我到了徐州。王老师还亲自给我父亲写信,说我有绘画天赋,建议将来读美术学院。这让我深受鼓舞,立志长大当画家。

   读中学时,我“移情别恋”,想当一名作家。但几十年来,业余时间仍不时挥笔作画,自得其乐。得意之中,总会想到瘦瘦高高的王其欣老师,想到他对我们儿时的欣赏与鼓励。人如其名,名如其人。王其欣老师让我学会了欣赏学生。

   往事如昨,历历在目,一切是那么清晰,亲切,一如六十多年前。

   岁月无情。如今,四位老师都走了。倘若他们健在——

   我一定会为老师们双手呈上我的新作——《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——我的为师之道》,请老师批阅;我一定会为他们清唱一段《汾河湾》中的“儿的父去投军无音信”,再次请老师指正;我一定会为他们画几幅京剧脸谱,博老师一笑;我一定会为他们挥毫书写“师恩永沐”四个大字,以表达我对老师们的谢意与敬意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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